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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关于当前产业链恢复常态运行及未来发展的认识

  产业链是指具有不同产业属性的企业,基于客观存在的产业间技术与经济的关联特性,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所形成的链条式关系形态(注:这是作者关于产业链的最新定义,其他定义的字面意思不够清晰且拗口)。从商业角度看,产业链中各环节企业之间具有实质性的供给与需求关系。2000年后,伴随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确定,国内产业链与境外产业链的联系日益密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多数产业链经历了局部性“停摆”,甚至个别产业链因此面临转移出去的压力。当前如何快速恢复产业链常态运行,如何提升国内产业链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发展中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企业竞争已经上升至产业链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同一产业内细分出更多类型产业,细化产业中的优势企业经营越来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企业个体已经几乎无法完整地生产出一件最终产品。个体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已超出了企业自身的能力和资源范围,即个体企业的竞争优势已不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而与取决于这个企业与上下游企业间的整合程度。因此,现在的市场竞争已经不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点”对“点”竞争,而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企业与产业链中上游、下游各环节企业的系统整合能力,是产业链条之间的竞争。

  发展产业链,打造产业链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不管一个企业自身的实力如何,它在提高“自生能力”的同时,必须将其比较优势融入到产业链条中去。对产品出口比重较高的企业而言,则必须能够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努力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有竞争力的企业则更要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中为上下游企业所依赖的核心企业,提高本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与作用。

  产业链恢复常态运行要重点关注需求的恢复程度

  当前产业链供应能力得到较快恢复。产业链中企业复工、复产属于产业链恢复中的供给侧范畴。新冠肺炎疫情对产业链供给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人流受到限制,导致相当数量企业生产营业停滞。第二,物流运输受阻,使企业原燃材料、备品备件、产成品难以形成流通。第三,资金流受到冲击,企业因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大幅下降,但同时固定成本大幅上升。

  为使疫情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春节过后,各级政府从供给侧角度着手,精准施策、分别开展了诸如积极协调解决职工返岗,帮助企业重启生产;重点保障物流企业复工复产,打通企业进出通道;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等一系列工作,使企业复工、复产得以稳步、快速推进。

  据相关报道,从产业链上游能源工业复工情况看,全国大部分煤炭、炼油企业在2月中旬就已基本复工复产。从产业链中游原材料工业复工情况看,2月底,钢铁行业企业复工率67%,有色金属行业复工率86%,水泥行业复工率31.4%。从产业链下游的装备制造工业和消费品工业情况看,机械行业复工率66%,汽车行业除重点疫区外基本实现复工复产,纺织行业复工率82.8%。从重大项目复工情况看,国家发改委调度的533个交通重大项目开复工率70.17%;全国110项在建重大水利工程已有76项复工,复工率69%。上述情况表明,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和企业的不懈努力下,截至2月底,产业链上下游各类型企业、项目复工复产进度整体已超过半数,并在持续推进之中。

  产业链终端需求特别是社会消费恢复落后于供应恢复。产业链终端需求特别是社会消费并未与复产复工进度同步,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社会消费领域,1月~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其中,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中,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同比下降30.9%,石油及制品类同比下降26.2%,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同比下降30.5%,汽车类同比下降35.0%。社会消费的下降带动家电、机械、船舶、汽车等行业的14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出现同比两位数下降,其中有超过半数的产品是在上年同期产量同比下降基础上的再次下降。

  出口领域,以美元计价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7.2%,工业品出口交货值累计同比下降19.1%。其中,产业链上游煤炭、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出口交货值降幅均超过14%,产业链中游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同比下降32.3%、16.7%、10.6%、22.3%,产业链下游的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业、食品制造业出口交货值降幅均在16%以上。

  投资领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同比下降24.5%,全国四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国有、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分别下降23.1%、26.4%,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下降30.3%。房地产开发名义投资同比下降16.30%,剔除土地购置费的实际投资同比下降18.55%。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44.9%,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39.9%、35.9%。

  终端需求恢复是产业链恢复中的需求侧范畴,需与供给侧同步恢复。供给侧单方面恢复容易造成企业库存增加,需求侧单方面恢复则面临“无货可买”的窘境。

  国内终端需求逐步恢复,但国外需求出现收缩。在当前产业链供给端逐步恢复正常的情况下,目前应重点关注需求侧的恢复程度,而影响需求侧恢复的主要障碍是国内外疫情的变化。

  从国内需求情况看,3月24日,我国内地无新增本土确诊和疑似病例,湖北除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目前,国内疫情正在朝有利的方向发展。虽然各地区纷纷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刺激措施,但受限于疫情防控及居民心理因素,国内终端需求并未真正释放。

  从国际需求状况看,由于大多数国家对疫情采取拖延措施,以降低疫情的峰值,延缓疫情峰值到来,导致国外疫情呈暴发态势,已波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4月19日9时确诊病例过8万的国家有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土耳其和伊朗。世卫组织于3月11日宣布将新冠肺炎定性为一种大流行病。从1918年和2009年两次流感疫情被确定为大流行病的历史经验看,疫情一旦出现大流行,则难以在短时期内结束。疫情的大流行加剧了全球市场动荡:美国股市多次“熔断”,各大分析机构也纷纷下调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其中,标普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在1.0%~1.5%之间,牛津经济研究院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在-1.3%~0%之间。近期,多国已纷纷效仿中国的封城措施,预计第二季度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有很大可能将经历与中国第一季度类似的需求大幅下降。

  目前,需求端是影响产业链恢复的关键环节,国内外需求的恢复是产业链真正恢复的重要标志。以国外应对疫情的效果看,外部需求恢复预计需要经历较长来源:王者荣耀kpl外围押注 时间,而国内疫情在已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内部需求恢复也将提上各级政府部门的日程,接下来应重点关注国内需求恢复的程度。

  产业链恢复需国内外、上下游协同推进

  我国部分产业链对外部供应有较强的依赖性。

  中国多数产业链中的各环节企业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遍布全球的供应链使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加工贸易体系的比较优势,但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暴发也使得全球供应链面临巨大挑战。当前国内企业供应链体系具有很强的国际化特点,部分关键零部件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使得个别或部分关键供应商停摆,有可能阻碍整条产业链的恢复。

  以机电行业为例,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以及零部件占机电产品进口额比重均较大,2019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14590.21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额比重的58.4%;进口额9077.65亿美元,占我国进口总额比重的43.7%。机电产品进口额中,据不完全统计,各类零部件(主要为半导体元器件)进口额占机电产品进口额的20%左右,占进口总额比重的8%~10%。

  半导体元器件是机电产品的“大脑”,但我国在半导体元器件技术上与欧美日韩等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以至于我国机电产品对国外半导体元器件依赖程度较高。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截至3月27日,全球逾60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部分还采取了“封国”“封城”措施。受此影响,各主要半导体元器件生产地区也相继进入减产停工状态。例如,马来西亚宣布3月18日~31日将在全国实施为期2周的“行动限制令”。马来西亚是亚洲最重要的半导体出口市场之一,仅次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半导体封测领域,马来西亚更是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份额。3月14日,菲律宾对马尼拉实施“封城”;3月22日后,“封城”措施加码,且芯片行业赖以运转的航空运输停运一周。马尼拉是全球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工厂聚集地,汇集了村田、三星、太阳诱电等龙头企业。村田在马尼拉的生产基地产能占公司整体产能的15%,三星在马尼拉的生产基地产能占公司整体的40%。欧洲的电子产业也受到疫情影响,意法半导体集团下属法国晶圆厂实施减产50%的措施,该措施持续到了4月2日。全球大批半导体企业未能协同复工复产,使得国内机电企业由于缺乏重要零部件而再次停工,造成对产业链的二次冲击。

  以国内汽车行业为例,疫情严重的湖北地区年度汽车产量占全国的8%~9%,比较严重的广东、浙江也是我国汽车工业大省。疫情除了直接影响当地整车企业的产销量以外,对以上3个地区的零部件配套企业也造成较大影响。整车厂全国配套企业多,产业链长,一个部件供应不上就会影响整个工厂生产进程,因此,短期内,零部件供应将制约整车的生产节奏。

  在零部件供应链中,我国虽然拥有超过1.3万家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以及超过10万家中小汽配生产企业,但仅有7家企业名列2019年全球汽车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百强榜。同时,中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与国际行业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有大量汽车零部件、材料需要依赖进口。目前,美、日、德三国基本垄断汽车产业链核心部分,尤其在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供应链体系中,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的汽车零部件来源国,四国汽车零部件进口额合计占2019年汽车零部件进口总额的67.1%。

  我国的进口汽车零部件主要包括国内不能生产或不能满足需求的总成/系统、零件、材料,以及基础元器件。其中,自动变速器及零件、发动机及零件、车身未列明零件3类零部件的进口占比超过50%。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整车企业进口零部件库存较多,其中欧洲的进口件会留有4周~8周的库存量。而上述四国均受疫情影响严重,未来,如果这些国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因疫情加重导致停产断供,国内产品短期内又无法实现替代,这将直接抑制中国汽车企业的产能发挥,进而将通过产业链分别对上游钢铁、有色、橡胶、玻璃等基础材料工业产品需求和下游消费释放、出口履约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传统的工程机械制造业和新兴的机器人制造业也普遍存在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点:一是国内零部件供应商制造技术落后,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缺乏竞争力;二是部分产品对进口零部件产生了路径依赖;三是部分核心零部件对生产的技术含量要求高,但国内市场需求量较小,导致大企业不愿干、小企业干不了。同时,这两个行业的国际零部件供应商也多分布于美国、欧洲、日本等疫情较为严重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亦存在因疫情加剧导致核心零部件停供的可能。

  国内企业需要在供应危机中提升自身供应能力。

  多年来,我国产业链已与国际产业链广泛合作、深度融合,以至于实现我国产业链的整体复工复产是一项兼具复杂性、系统性、协同性为一体的大工程,需要国内外、上下游各环节企业共同协调推进。同时,在全球疫情状态下,也暴露了部分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给产业链恢复带来的严重问题。但经过疫情的考验,国内产业链的发展也将迎来转折。接下来,产业链中各行业应重点从以下3个方面补齐短板:

  一是更有效地发挥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创新联盟等组织的作用,加强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扶持力度,将其培育成“专、精、特”的小巨人企业。

  二是支持企业优化供应体系布局,加强与国内外产业链上关键环节供应商的联盟合作,对关键核心零部件建立战略性供应体系,引导企业在共享供应链资源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三是对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抓住有利时机,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尽快掌握其核心技术。

  关于国内企业投资型产业转移的认识

  近年来,受国内成本要素上升、行业转型升级、国际贸易保护壁垒等因素影响,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制造业企业包括国内加工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向境外转移的现象。对于国内企业投资型产业转移的认识,本节将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阐述。

  国内企业投资型转移的地区。

  2018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8万亿美元,是2009年的8倍,年均增长26%。

  分地区看,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前4名的地区分别是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四地合计占比超过95%,对亚洲直接投资存量1.28万亿美元,是2009年的6.9倍。亚洲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比重的64%,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2009年~2018年期间,我国对北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年均增长38%,是各地区中直接投资增速最快的地区。

  亚洲是我国主要对外投资区域。其中,对印尼、泰国、新加坡、越南直接投资年均增速分别为36%、33%、30%和25%,均超过了亚洲地区直接投资年均增速均值,主要原因是印尼、泰国、越南三国人工、土地等要素成本明显低于中国,且地理位置与中国更为接近,便于开展投资活动;对新加坡直接投资增长较快则主要与该国具有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且执行到位,营商环境优良有关。

  2009年以来,我国对欧洲、北美地区直接投资占比整体呈上升态势。2018年,我国对欧洲、北美直接投资存量占比分别为5.7%和4.9%,分别较2009年上升2.2个百分点和2.8个百分点。欧洲国家中,对英国、德国、法国直接投资占比均较2009年有不同程度上升。北美各国中,对美国直接投资占比较2009年上升了2.45个百分点,升幅最为显著。我国对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投资占比的提升主要与上述国家在科技领域、制造技术等方面较为领先有关。

  国内企业投资型转移的行业。

  在转移方向上,我国产业链受境外要素成本和高新技术的双重吸引,存在分别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转移的趋势。产业链转移领域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3个行业。2018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存量占比3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存量占比9.8%、制造业投资存量占比9.2%,3个行业占比分别较2009年上升4.4个百分点、9.0个百分点、3.7个百分点。

  我国企业投资型转移的特点。

  通过对我国对外投资国家(地区)和领域的分析,我国产业链向境外转移主要体现了以下2个特点:第一,企业出于成本因素考虑,将部分边际价值较低的环节转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企业出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采取投资、收购、参股等方式快速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或将研发环节转移到发达国家。

  投资型产业转移需要关注的问题。

  基于国内产业链转移的特点,当前我国产业链在转移过程需要注意以下3个问题:

  第一,应本着适度转移的原则,防止产业链“空心化”以及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上述问题容易发生在产业链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过程之中,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增强自主创新和对产业转移创新的吸收利用能力上着手,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向自主创新演进,实现从“学习者”向“创造者”的转变。在企业主观层面加强自主创新意识,在政府层面建立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在市场层面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市场环境。

  第二,加强国际供应链建设。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受到影响,国际供应链面临巨大挑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与国内存在较大差距,产业链更为脆弱,故国内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过程中,应重点加强国际供应链的建设,增强产业链的“韧性”。

  第三,产业链向外转移过程中应加强引导,构建合作共赢的体制机制,避免国内企业在境外因无序竞争导致两败俱伤。

  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全球产业链转移

  全球产业链转移历程。

  从历史上看,全球产业链经历了4次大规模转移。

  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主要过程是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向美国转移。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过程是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主要过程是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第四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过程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中国搭上了第四次产业链转移的列车,30年来逐渐成为产业链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大环境下,各国产业链纷纷“停摆”,国与国经济交流的通道被疫情所阻断,也反映出通过第四次产业链转移构建的国际分工协作体系已不能适应当前各国经济发展和流通的要求,全球产业链有可能迎来第五次转移的浪潮。历次制造业产业链的转移往往伴随着国家前途命运的起伏变化,产业链上的全体企业应始终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全球产业链转移。

  国内企业要“强身健体走出去”。

  “强身健体”的过程实际是通过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和强化对标准的掌控,从顶层加强对整条产业链的控制。在“强身健体”的基础上,“走出去”实际上是通过全球布局,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从而实现产业链利润最大化。二者从不同方向上强化了对产业链的控制,最终促进本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强身健体”是基础。要针对我国产业链目前存在的大而不强、产能过剩、高端产业低端化、核心关键技术缺失、产品附加值低、环保不达标等问题,对产业链各环节进行细分,通过加大前沿技术开发和关键领域创新力度,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标准引领,持续推进绿色发展,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等措施,淘汰低端环节,强化中端环节,培育高端环节,促进产业链提质升级,实现产业链的“强身健体”。

  对产业链中价值创造能力低的环节向境外进行有序转移,即走出去。以微型计算机产业为例,其上游办公系统、微处理器和下游售后服务等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较高,而中游的组装工序由于属于劳动密集型工序,且采用标准化、模块化作业导致效率大幅提升,以及同类厂商竞争加剧等原因,其价值创造能力较低,故国内外大多数个人电脑生产厂商往往将组装环节转移至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

  国内市场要坚持“扩大开放请进来”。

  “扩大开放请进来”即发挥我国体系优势,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承接国外产业链高端环节的转移。我国产业链体系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我国已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全球最丰富最复杂的产业链条,且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仓储物流体系构建、人才培养和储备、金融服务创新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使产业链服务配套能力进一步得到加强。第二,我国国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具备庞大而广阔的生产资料消费市场和生活资料消费市场,具备足够的消费吸引力。第三,通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中国各行各业展现出的动员力、执行力、工作效率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可以说,中国所拥有的市场优势、配套服务优势、制度优势所形成的体系优势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且在短期内难以赶超的,是吸引和承接产业链高端环节转移的基础。

  在将产业链高端环节“请进来”的过程中,要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议如下:第一,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加大行业内竞争,促使跨国公司将产业链高端环节转移至中国。第二,不断完善各项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强化执法,增强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产业链高端环节的信心。第三,不断提高国内工程师队伍、技工队伍等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吸引跨国公司将产业链高端环节转移至中国。